死亡哲学博客

爱情和婚姻不同，它是两性之间互相倾慕并期望成为配偶的一种感情，讲求趣味相投、相互吸引且难舍难分，能发出《诗经》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山盟海誓。而婚姻是有无爱情都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讲求男女在一起长期共同生活，是家庭的前提，但不一定是爱情的后续（如果确有爱情的话，古代大多数是先婚姻后爱情，今天是先爱情后婚姻的现象相对较多）。打一形象的比喻，爱情就是在饭馆吃一顿后什么事可以不管就走人（慧田哲学编），而婚姻是自己烧好饭菜，吃后还得洗涮好碗筷以备下次再用。在网上也有一个比喻：说爱情就像闪电一样，婚姻就是为这闪电付电费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失重，而婚姻更多的是一种平衡。

有人非要把婚姻理解为爱情的后续，这是难以服众的。剔除社会强权下的婚姻，婚姻在一开始时，虽然可能基于爱情的形式，但是因为爱情的时点状态，它一经缔结，就已经违反了这个爱情基础本身。婚姻是社会的产物，它在本质上不仅不是爱情，反而是对爱情的违背。现实婚姻的作用，只是对婚姻双方权力和义务的规定，本身与爱情无关。因为爱情的对象的相对稳定性，它有时候可能与爱情同步，有时候也可能与爱情背道而驰。

我们通常被爱情这道光环罩住而看不见婚姻交易的本质，有时甚至惊叹爱情的理想化模式和绚烂的色彩。其实，爱情在婚姻之前在某些人经历中肯定存在过，则在婚姻之后退居二线，如常见人们“盲人

从表面的思想倾向上说，王朔和张承志似乎是对立的两极，前者是看破红尘后与世俗同流合污、痞，后者是坚持最彻底、最纯洁的道德理想，是极端的纯情。然而从精神实质来看，他们两人却有着原则上的根本的一致，即他们都想完全无保留地使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最底层的民众融为一体。这与“红卫兵精神”、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使一种图腾式的大众崇拜带上了大众固有的痞性。

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都具有一种“民粹”意识，它历来主张知识分子要懂得民众的疾苦，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救主。正如当年俄国的“民粹派”到民间去穿草鞋、吃粗粮、干农活一样，“五四青年”到农村去，60年代上山下乡，“文革”的发动群众、忆苦思甜，结果使知识分子不但大众化、平民化了，同时也痞子化了。王朔难道不是知识分子、文化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模范吗？当代痞子文学只不过是首肯了这一方向，主张要想为民众说话，首先要放下架子，自己成为地道的民众，即最底层的痞话。一切社会

最近两年，我在给研究生逐句讲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过程中，感到该书从第一部分“意识”向第二部分“自我意识”的过渡是一个难点。

一般来说，在黑格尔那里，意识是一个对象的意识，也就是对意识与对象之间的区别的意识；反之，自我意识则是把对象看作自身，也就是在意识到这一区别的同时还意识到自身与对象之间没有区别：“我把我同我自己区别开来，而在其中对我来说直接的就是：这种区别并没有被区别。”或者反过来说，自我意识是“对无区别者的区别”。但是，意识如何从这种区别进到对这种区别的无区别性的意识呢？这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张世英先生在其《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一书中说：“从‘意识本身’的最后阶段‘知性’向‘自我意识’的过渡，黑格尔说得非常空洞而晦涩”，但除了引黑格尔一段话外没有作评论，基本上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在另一本书《黑格尔解说》中则是这样回答这一问题的：“对立统一是精神性的东西，刚才讲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这三个阶段都把对象看作物，和异己，看作外在。要克服这个困难，就要把对象看作就是自己，自己也是对象，这样就从意识的阶段进到了自我意识的阶段。”与此类似，泰勒认为，由于在“力和知性”这一章中对“现象的内在源泉”的描述是“不成功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导向这样一种观念，即：对象是必定显示自身的内在必然性的外在显现。……

在根本上使精神与自然区别的要点：在外部对象上达到了自我直观或自我认识的意识，具有主体性，也因此摆脱了直接性、个别性而具有普遍性。

文明活动所包含的一切人性的质素，都属于人的精神存在。而人的精神存在的根本基础在于劳动的教化作用。因此，正是在这一根本基础当中，我们才可能阐发精神的本质特征。

劳动之所以在根本上不同于本能的活动，正因为本能活动之对象，对于伴随本能活动的意识（在较高级的动物那里通常有这种伴随的意识）来说，始终是一个异己的他物。这个异己的他物是这种自然意识所需要、所欲求的对象，因而这种意识本身便受制于这个对象的需要，换言之，受制于这个对象本身。这种意识因其对对象总觉得是一个它所需要、所依赖的东西，所以它就不得自由，即使它成功地获取并消耗掉这个对象，这对象仍是自在的，而不是“为我的”。

在这里“主观性”与“客观性”保持着僵硬的对立。而凡是被“客观性”所制约的“主观性”，都不得不是个别的主观性，不能达到普遍性。

劳动则突破了这种个别的主观性的限制。伴随劳动的意识，即“劳动着的意识”，不是把它的对象当作它直接需要、直接满足的对象看，而是当作要在他身上实现自身的对象看。劳动作为对事物的陶冶，并不直接消耗掉这个他物，而是把这个他物做成

一：理性主义者的政治版图

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曾经口出狂言;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他企图把人生与人的思考结合起来，认为人生乃是人的思考后的结果，他企图要以人的理性能力为人类设计一条完全正确的方向。然而这在我看来苏格拉底是狂妄的，它的狂妄在于不仅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人类中心论，淹没了早期人类试图认识自然的哲学思潮，把人从认识自然引向了认识自我本身，更在于他把理性置于一种绝对崇高的地位。总而言之，苏格拉底哲学的蓝图可以概括为：自然的核心是人类，人类的核心是人的理性，人的理性的核心是苏格拉底的理性。

然而苏格拉底自有他的狡诈，他知道理性推崇至上权威的首要任务便是否定感性上的狂妄，于是乎，苏格拉底的那句“我唯一知道自己的便是我一无所知”变成了理性主义者学问的辨证出发点。在黑格尔那里便是否定后的肯定，否定即意味着肯定，无否定也就无肯定。应当说，几乎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有这种看似自我否定实质上变相自我标榜的倾向。

理性至上意味着对因果律同一律等理性法则的崇拜，然而人类理性的最大敌人便是人类自我的感受能力，人的感受能力与逻辑抽象的推演从来都是死敌，人的非理性体验感受到了荒谬，而逻辑主义者却证明了强大，人的非理性体验感触到了人类的异化，人的理性却相信至善至美必将到来。不得不说，人的非理性感官体验到的是实实在在具体的实体，而理性主义往者往忽视现存情况，而相信这都是转瞬即逝的幻觉，人要追求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便是理性主义者自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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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著名思想哲学家译丛]

认识有两种方法，即终极关怀的认识方法和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终极关怀用的是体验、直观和灵感，经验主义用的是感性确定性和理性逻辑思维。前者是哲学的方法，后者是科学的方法。

终极关怀的对象是无限，是包括认识主体在内的世界存在。因为感性的对象是个别性，理性的对象是主观和抽象，它们都不能满足认识的完满性。认识唯一抓的住的实在就是“自我”，所以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康德和胡塞尔把感性的对象称做现象世界，世界的形态和认识的主体有直接的关系，有什么样的主体，就有什么样的世界。终极关怀主体的认识是无条件的，认识对象并不是为了功利，也不是为了需要，而是纯粹为了真善美，为了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自我虽然是真实的，但他是有限，怎样把自我向无限接近，这是伦理道德的本体论根源。

经验主义认识的对象是有限，是与人类生活直接有关的存在。对象虽然变化无常，但它是有规律可循的。为了一个正确的数据，要实验数千遍；为了掌握某物的性能，要观察无数次；为了了解事物运动的规律，要经过多次的失败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经验主义以事实为基础，以理性逻辑为工具，不断在运动中发现问题，不断在运动中解决问题，所以，有的人说，走一步，看一步。经验主义的认识有明确的目的性，为了掌握规律和解决问题，有用的就是真理，行得通的就是正确的，功利主义是他们的原则。

没有终极关怀，人类就失去方向，人生就失去意义，社会就堕入利害关系之中；没有经验主义，社会就不会进步，行动就受到阻碍，生活就失去

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故事

文聘元 慧田哲学编辑整理

内容提要

本书是广受读者欢迎的《西方哲学的故事》之续集。作者依然以通俗流畅的文笔，讲述了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经典哲学家的人生经历及影响世界的哲学体系，从尼采到柏格森，到罗素，到维也纳学派，到维特根斯坦，到海德格尔，等等，展示出一幅幅人类文化史上独具魅力的画卷，从而也让我们了然于现代西方人文思想与智慧的极其重要的探索之路。

目录：

第一章 “他就是奇迹”

第二章 哲学，教你如何是“超人”

第三章 柏格森传

第四章 反对科学的哲学

第五章 双料大师

第六章 哲学与有用

第七章 高贵的罗素

第八章 罗素哲学

第九章 维也纳学派及其双杰

——绝望之路，正是希望之路

东方哲学

动笔写文字的时候，消费者权益日刚刚过去，可就在刚刚过去的消费者权益日里，一切都那么风平浪静，是的，诚如大佬们所言，没什么事干嘛瞎折腾，可仔细想来着实令人惭愧，许许多多的不公正已被人民所司空见惯，然而就那么一群没有主人翁意识的奴隶而言，跪着苟活总比站起来争取舒服多的千年不倒中国特色人生哲学倒成为了他们万古不变活着的法则，我又能说什么呢，他们多年经营下来的人生观又何其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呢，而我所做的，也无非只是想挽回点做人的尊严，我仅仅只代表我自己的利益，除此以为别无其他利益。

黑格尔哲学

然而我又想，人到底还是有点良心的，西方哲人在哲学伦理学部分更是详细论证了伦理学的基础便是人类内心深处的同情心，正是这种纯粹的爱才架构起来人的灵魂的灵灵性，没有同情心的人等同于畜生的。也许是基于正是对同情心残存的那么一点信仰，倒促成了我文字意义范围的扩张